十八岁的那次远行

 当我去过巴黎、佛罗伦斯、布达佩斯和京都等一些欧洲和亚洲的大城市后，回想起来才发现，我的离家远行始于十八岁那年的一次庐山之行。也许正是那一次出行唤醒了我血液中浪迹天涯的性情，我的脚步迈开了就再也停不下来。

那是1976年7月下旬，我和高中同学明凯相约从上海去庐山旅游。当时我是一个工厂的新学徒，每天在高温和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工作；明凯是杂货店的店员，公司安排他在临街搭建的小店里售货，那家店像一个小盒子，里面刚刚可以容身。我们都渴望摆脱自己的现状，走出熟悉的上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每人兜里带着几十元人民币就踏上了旅途，乘上了从上海去九江的火车。第一次出门买的是无座票，于是从上车开始就是一场战斗。上车时，人挤着人，车厢里别说空位，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我循规蹈矩地从门口往里挤，身体拼命收缩扭曲，还是毫无进展。明凯在我身后，见门口进不去，索性去车厢中段爬窗口。他先把背包塞进窗子，然后一口一个朋友帮帮忙！就往窗子里爬。他的嘴巴甜，窗里的人伸出援手把他拉了进去。他在靠近厕所的门口占了一块二尺见方的空地，已经算得上是块宝地！我们席地而坐，周围站满了无座的乘客。就这样我们出发了。

车厢里是一个特殊的世界，潮湿的地板上有烟蒂、痰迹、鞋上带来的尘土。午夜醒来，我站起身来活动一下僵硬的身体，放眼看去，是大大小小垒成墙的包裹，以及歪歪斜斜、横七竖八的男女；千姿百态的面容，翕动的嘴唇，抽搐的鼻翼…… 。那时候我刚刚跨过十八岁，看到眼前杂乱无章的世界，对于自己的前途更增添了一份忐忑。

一夜行车，第二天将近中午才到九江。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一个四、五十平米的大房间里，一溜排开的床，中间没有间隔，连道帘子都没有。女士则去隔壁一个同样大的房间。因为临近车站，出出进进的都是从车站出来的人。有的农民提着大包小包，城里人则简单许多，一个旅行袋即可。我们两人每人一个书包，所有的家当都在里面了。晚上睡觉时把书包放在枕头边上，书包带紧紧地缠着手腕。原想着人多而杂，防偷甚于一切，却没有想到半夜里突然浑身搔痒难熬，双手往身上一摸，双腿双手等裸露部位起了一串串的小疙瘩，是被臭虫攻击了，可是半夜三更能去哪里呢？看到邻床的人呼呼大睡，自己也是睡意浓厚，只得忍着躺回床上，扮作一具僵尸，期盼着喂饱臭虫停止吸血。毕竟年轻，想睡就能睡着。等到第二天晨起，原以为四肢上会惨不忍睹，结果奇迹出现了，除了稀少的几个红斑，大部分的疙瘩竟然都消失了。真是天助我也！

我们在街边的食摊上吃了早点——九江的萝卜饼和豆浆油条，就上路了。从九江徒步上山，沿着铺好的石阶路走到牯岭街，全程九公里，途中经过好汉坡，一千级台阶蜿蜒而上，地势险峻，林深谷幽，走走停停，花了三个多小时。

那时中国的经济几近崩溃，根本没有旅游业，山上的公交班次很少，间隔时间很长，还不准时。没有车我们就自己走。除了去一些特别远的景点之外，如果是一小时以内的景点，全部是步行。在酷暑的山间徒步，身上挎着一个墨绿色的水壶，脖子上搭一块毛巾，走过荒突的山野时，头顶烈日，就把毛巾弄湿顶在头上遮阳。经过山泉，就赶快去喝水、洗脸。山中游人稀少，我们完全沉浸在自然的怀抱里，除了山上的别墅区，一切都是自然的美景。在一千多米的海拔上，有波平如镜的湖光山色，瞬息万变的云海，和奇奇怪怪的山石。路上游人不多，山民们却已经开始做起了小生意，老太太在山路上提着篮子卖茶叶蛋，年轻妇女带上板凳和桌椅，卖起了茶水。那时候山里人比城里人更穷，一分钱就可以喝杯水，八分钱就可以吃个茶叶蛋。生活虽不易，但人情淳朴。

问路和搞车票这些社交活动都是由明凯负责。他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又笑口常开。他还抽烟，到了车站旅店等​​需要打交道的地方，只要对方是男性，他就递上一支烟；如果遇到女性，他便阿姨长阿姨短地叫，再加上他的笑脸，更是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时可以搭便车，有时又可以买到据说是已经售罄的车票，一路畅通。

在山上看瀑布、云海、奇山怪石，畅游于山涧中的温泉。到了龙首崖上，悬壁峭立，一石横亘其上，恰似苍龙昂首。站在巨石上，眼望崖下扎根石隙的几棵虬松，宛如龙须，随风摇曳。站在龙首崖上叉腰远望，想为自己的人生壮壮胆。拍完照没多久，大雾来袭，深涧峡谷中，云雾升腾，仿如遨游在茫茫云海之中。除了自然美景，庐山上还有很多别墅群，其中有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也有庐山人民剧院。毛泽东曾经在那里召开庐山会议，对政治对手进行围剿，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

那时上海的物质生活极度缺乏，副食品供应都要凭票，人们不论男女都穿蓝灰色布衣。到了庐山后，见到人们生活更是艰辛，在山间客栈里，看到乡民们的衣食住行，粗陶大碗里的米饭就着咸菜，呼噜下去就是一顿饭了。

有一天在一条崎岖的山道上，见到几个年轻人抬石铺路。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山里人。我们光走路就汗流浃背。他们呢，一个个都光着上身。特别是其中一个小男孩，个子小，活却不轻。看似那样瘠薄的肩胛，却那般坚韧。肩负重担，步履却不颠踬。他脸上挂满了汗珠也不擦，本就不丰腴的肩，被巨石压着的扁担挤压着快凹进一个坑了，还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怂恿明凯：这小伙子手劲一定很大，你要不要去和他比比？明凯没把面前的小个子放在眼里，晃了晃头说不至于。看到他们停下来喝水休憩时，我们就和他闲聊了几句。原来他也有十六、七了，和我们一般大，就是个头小。

我困惑地问：这路往哪里铺？他挥动着手臂往远处指。游览点要扩大，就要铺新的路。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一座座直立的山峰就像被利刃削过似的，山崖上陡峭直立，无可攀援，山脚下也无路可寻。我问：怎么上去呢？他仰起脖子，仿佛奚落我的无知，咯咯地笑道：这里本来也没有路，都是铺路的人一脚一个坑踏出来的。我又说： 活太重了吧？他这才腼腆地笑着说：我还没有想过呢。

说着话时，明凯上去拉起小伙子的手说扳个手腕。小伙子一口答应了。他们找了块巨石，各站一边摆开架势。前五秒明凯脸上还有笑脸，紧接的五秒，他面部肌肉都僵硬了，最后五秒他哎呀一声就给扳倒了，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明凯嚷嚷着要再来一次，只见小伙子坏笑了一下，用那只不大的手握住明凯白净的手，好像就那么轻轻地一握，明凯就哇哇地叫了起来，身体都扭曲成了S型。

傍晚回到住地，竟然又见到了那个小个子来客栈送货，原来他家就在山边上。见上第二面似乎已是熟人了，我们就上他家里去串门。进了空荡荡的木板房，真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正当中地上有一个火炕，火炕上的房梁悬挂着几串猪肉，猪肉经受了日积月累的熏烤，已焦黄发黑成了熏肉条。熏肉是这一带有名的土产，晚餐时我才在餐馆里品尝过藜蒿炒腊肉，可口喷香。我问小伙子：你会腌腊肉？他说是妈妈做的。我问：你每顿饭都吃腊肉？他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说：山里过年才会杀猪，平时没肉吃，这些腊肉是要等着爸爸回家时才能吃的。这时我才知道他爸爸也是铺路的，去了更远的山里。

我试探地问他：如果能到都市生活，去吗他说：去玩玩也想。他喜孜孜地，眼中充满了希冀之光。我问：上那儿找对象去不去？他不加思索地说：不去，家里自在。

离开了小伙子的家，我们在昏黄的暮色中回住地。脚下的路，平坦、宽阔，我不由地蹲下身子，抚摸着那已经被游人的足迹踏遍的青石，眼前浮现出小伙子铺路的身影。第二天我们出发时，回眸远方，依稀看见小伙子又爬上一座更险峻的山脊。

那一次走出上海的旅游，让我接触到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尽管接触的范围十分有限，可是对自己人生的成长已是弥足珍贵。

也是那一年在山上，突然在广播中听到消息：7月28日唐山发生了芮氏7.8级大地震。地震造成巨大的灾难，导致二十四万人死亡。那一年中国还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唐山大地震两个月以后，毛泽东病逝，接着毛夫人江青被捕，文革结束、中国恢复了大学招生考试……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凝滞的社会旧貌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年是中国，也是我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后来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又出国留学。明凯一直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我来美留学后，与他失去了联系。不知在九○年代的商业大潮中，他所工作的杂货店小集体企业解体后，他过得怎样？有没有下海经商？还有那个山中的铺路小伙子，他健壮的体魄和结实的肌肉仍在我眼前晃动。他是驻守在山里发展旅游业？还是像许多散落在城市工地上的农民工一样，在城市的建设工地上干着最辛苦的工作？仍然粗茶淡饭？

而今我已到了耳顺之年，十八岁的那一次远行，却依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