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生育政策需哪些配套支持

 环球视察网年轻人生孩子的事，成为最近全国各地两会上被频频提及的话题，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优化生育提出意见和建议。完善三孩生育的系列配套支持政策和措施，也出现在多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事实上，为了给年轻人解除后顾之忧，去年年底开始，国内多地宣布修改计划生育条例，延长生育假期，提高生育福利，完善托育服务。

比如，天津颁布的新规为女方增加了生育假(产假)60天，与此同时，男方享受15天的陪产假。这意味着，女方的生育假期最长可达158天。子女3周岁以下的父母，每年可享受各10天的育儿假。

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也受到鼓励。支持幼儿园招收幼儿的年龄下调至2岁，同时鼓励用人单位单独或者联合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

类似鼓励生育的积极政策出现在多地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比如今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三孩生育配套支持措施，每千人托位数达到2.5个。父母育儿假期间，工资照发，享受全勤待遇。

“建立积极生育的支持政策体系，有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天津市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刘志松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支持政策需求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一项最新调研结果显示，目前适龄青年群体心中理想的子女数量，明显高于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

刘志松认为，这种心理意愿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偏差，正是提高生育水平、实现人口增长的潜力空间。

不考虑任何限制因素，48.8%的适龄群体理想生育子女数为2个

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国的人口规模压力和人口结构挑战并存。刘志松认为，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是制约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2021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劳动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一语道出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失衡现象——少子高龄化时代到来了。他用一组数字说明中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的问题：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从1982年的33.6%降到了2019年的16.8%，户均人口不足3人。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适龄群体的生育现状、生育意愿和生育支持政策需求等真实情况，课题组面向天津市适龄群体展开了调查。刘志松表示，天津市人口近1400万，生育率近年来持续走低的现象在国内几个超大城市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反映很多共性问题。

课题组共收回有效问卷3964份，地区涉及天津市城区、乡镇和农村。被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28.4岁，46.8%为初婚，49.9%为未婚，3.3%为再婚或其他；此外，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布、居住状况、家庭模式、是否流动人口等具体问题也被考虑在内。

调查结果显示，在不考虑任何限制因素的情况下，适龄群体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为2个的比重为48.8%，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为3个及以上的比重为5.7%；而一旦把家庭、工作、社会环境等多重现实因素考虑进去后，打算生育2个子女的比重降到35.6%，打算生育3个及以上子女的比重为2.5%。而这个数字依然只停留在计划和设想中，距离真实的生育数字还有不小的距离。

调查发现，那些已生育1个孩子的家庭中，仅有16.7%打算生育二孩；已生育2个孩子的家庭中，还打算生育三孩的仅占8.9%。很显然，这些父母通过养育第一个孩子已经体验到生活各个方面的压力，他们表示，不再选择生育二孩和三孩，主要是因为精力不足、工作压力大和经济负担重等因素。

还有一些年轻人根本不打算生孩子。近年来，年轻人婚姻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2019年天津市青年群体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初育年龄分别为28.6岁和29.4岁。一个需要警惕的趋势是，一些年轻人从“晚婚晚育化”向“不婚不育化”转变。

未生育的适龄群体中，有22.2%的人表示“不打算生，做丁克”。“经济压力太大”(65.3%)、“不想孩子彻底打乱我的生活方式”(59.8%)和“出于工作原因，太忙太累”(55.5%)是丁克一族选择不生育的主要原因。

天津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希表示，从调查中看出，全面放开二孩、三孩的生育政策调整，还未真正挖掘生育潜能。之所以生育意愿没有完全转化为生育行为，是多方面压力共同造成的。

帮助职业女性缓解生育压力更为关键

老大去年上小学了，家有俩娃的佟晶晶一家却开始“分家”过日子。

原来，为了让孩子能上市中心一所热门小学，佟晶晶全家拿出所有积蓄凑了凑，只够买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学区房。但全家一致认为，“穷什么也不能穷教育”。

她们原计划把现在住的四室一厅的大房子卖了，再贷点款在学校附近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凑合住，等将来老二上学后就把老破小学区房卖掉，还上贷款。

可没想到，去年学区房政策突变，学区房学位占用的年限直接变成9年，而非学区房的二手房市场又受经济下行、政策收紧等因素影响，成交量极低，离市中心较远的二手房很难出手。

没办法，为了省下每天早上1个多小时送孩子上学堵车的时间，佟晶晶只能自己带着女儿住在学校附近的小房子里，每天接送方便；她先生则带着还在上幼儿园小班的儿子住在原来的家里。即使这样，因为经常临时加班，依然需要老人临时帮忙到学校和幼儿园两头跑接孩子。而她自己也因为生了两个孩子错过了升职的机会。

她向好朋友吐槽自己的烦恼，那位六年级孩子的母亲也有她的烦恼，“更愁人的事在后面呢！”尽管眼下“小升初”已经取消考试，2021年全国各地又普遍实施“双减”政策，给家长和孩子减负。但这位小学毕业年级学生的家长已经明显感受到来自未来升学的压力，“现在基础不打好，中考怎么办，将来高考呢？”

很显然，家长养育孩子的焦虑情绪，直接影响生育意愿。调查发现，适龄群体认为，生育孩子面临的主要压力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经济压力(84.0%)、工作压力(71.7%)和教育压力(66.3%)。与此同时，养育孩子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家庭压力和心理压力也是主要的压力来源。

而生养孩子的过程中，母亲面临的压力更大。刘志松说，从接受课题组调查的情况看，女性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

首先，生育会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影响。45.3%的被访者认为生育对于女性职业发展影响很大，45.4%的被访者认为有一定影响，二者相加的比重超过90%。此外，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多数母亲会比父亲付出更多的精力。

对于缓解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影响的主要措施，较多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提供适合职业女性的弹性工作制度，比重为80.2%；选择继续改善产假哺乳假期政策和通过立法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的比重也较大，分别占78.4%和65.2%；此外还有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要完善生育保险与职工医疗保险合并制度、探索更多灵活在家办公的工作方式和企业实施生育税收优惠政策等。

撬动青年生育潜能需全方位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从放开二孩，到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中国生育政策的放宽绝不仅仅是数字的改变，这背后也将辅以一系列社会配套政策支持。

调查发现，大家对于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保障女性平等就业的合法权益、减免儿童医疗费用和为生育家庭提供生育补贴等方面，此外涉及住房、产假(陪护假)、税收减免、教育、孕婴支持、托育等相关支持政策的需求也较大。

对此，课题组认为，需要通过经济、服务、法律以及社会文化等全方位完善支持政策。

首先应探索实行有差异化的经济补贴政策和按照孩子数量累进抵扣的个税抵扣政策。刘志松认为，这样的补贴制度应该是支持生育全周期的，要建立从怀孕保健、孕期分娩、幼儿托育，直到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济补贴制度，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在个税制度等制度设计上，建议适度提高学前教育和大学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定额标准，分担家庭生育养育成本。

目前很多大城市都存在一个现象是，现有的托育服务资源远不能满足家庭对婴幼儿托育的需求，因此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非常重要。这其中必须明确托育服务的公共服务属性，划分政府、家庭、企业、社会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职责，重点破解服务供给不足、资金保障不足、服务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社会监管不到位等服务短板问题。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是，要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刘志松认为应妥善制定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制度，探索适合职业女性的弹性工作制度和灵活办公方式；促进用人单位在就业机会、就业培训、职业升迁、薪资待遇等方面实现性别平等，特别是保障女性平等晋升空间。要实现这些还必须加大政府相关部门执法督察力度，充分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此外全社会都应注重重塑社会婚育文化，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消除年轻人对生育的焦虑和恐惧。他提醒，也要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消除幼儿抚育内卷化焦虑，才能撬动适龄婚育青年生育潜能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