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苏友好岁月

 解放后我升入杭州高中，当时报纸上都说苏联是我们老大哥，中苏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国际关系，是马列主义政党的同志真诚关系，会友好万万年，我们学生也就相信了。

电影院放映苏联电影，高尔基三部曲、米丘等我们都很爱看。中苏友协组织苏联电影之友，加入了发张卡，看一场电影只要五分钱，同学们纷纷加入。很快，原来的基督教青年会改成展览馆，有大量主题展览，如苏联的集体农庄生活、克里姆林宫介绍、托尔斯泰的雅斯纳亚庄园等，我们高中生没有见过世面，对这些外国风光感到新奇。

不久，苏联的红旗歌舞团、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接连到访，战士们蹲着马步踢腿的矫健英姿使我们大开眼界。

一九五二年史达林突然去世，我们感到震惊，杭州在宽阔的延龄路上举行全市追悼大会，大家为伟人的去世深感悲痛，接任的马林科夫好像也很英明。

一九五三年我调干上大学，就选定俄语专业。这时中苏友谊大厦刚落成，我们去参观；苏联的年轻讲解员说着流利的汉语，读出廊柱上的中文标语，我们惊讶地直吐舌头。这时红梅花儿开等歌曲传遍中国，我们在大学里读俄语、说俄语、唱俄语歌、跳俄国集体舞，中苏友好又掀起高潮。  

但不久老革命贝利亚被处死，马林科夫靠边站，赫鲁雪夫冒出来；他去美国，在联合国大会脱了皮鞋敲讲台，他列举史达林杀戮对手的事实使我们感到匪夷所思。苏联的伟大在我们心目中打了折扣。

我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分派到陕北米脂中学教俄语。我热情地教，学生们努力学。一九五七年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国内热烈庆祝，伏罗希洛夫访华，报上尊称他伏老，又掀起友好热潮。

我在北京友好报用俄文发表文章，描述我的学生努力学习俄语的情景，收到苏联各地寄来的一百多封来信，纷纷表示友好和支持。我发动学生开展和苏联学生的友好通信，提高了俄语学习效果，高考俄语成绩全省第一。

当时国内平信邮资八分，寄到苏联要两角二，学生们仍凑钱寄信。学生毕业后多人投考外语学院，陕北考区的学生成分好，毕业后多人成驻东欧外交官。

不久传言中苏有了分歧，我一点也不信，我认为有共同信仰的马列主义政党怎么可能有分歧。

六○年代初，论战公开，一评、二评直至九评，大力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我也不敢再和苏联朋友通信了，就这样，文革时仍被造反派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没有多久，永远友好的同盟成了冤仇，甚至兵戎相见。随后，又出现一系列新盟友，有血肉凝成的、有并肩战斗的、有互相支持的；特别是欧洲的一盏明灯意外地坚定，一百万人口的小国，支援的物资吃不完用不完，拖拉机烂在地里。时局一变，新盟友又和我们横眉冷对，一个接一个，接二连三，都说自己掌握正义，对方是犹大。

美帝的头头却意外到访北京，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斯诺被请上天安门，出现中美友好的新趋势，学校里的俄语课都改成英语，学Follow Me成了新时髦，世界的演变真是我们普通人料想不到。

俱往也， 看来国际交流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存在的只是利益。一个时期响亮的口号，到另一个时期便不合时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这才是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