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坐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天下为公牌楼前的阶梯上,照片中的小男生们,如今应该已是中年大叔了吧。我当年刚大学毕业,流露着青春活力的笑容,和这群小男孩留下充满回忆的照片:第一年当
排坐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天下为公牌楼前的阶梯上,照片中的小男生们,如今应该已是中年大叔了吧。我当年刚大学毕业,流露着青春活力的笑容,和这群小男孩留下充满回忆的照片:第一年当中学老师、第一班教导的中学一年级学生、仅有的一次带学生去游览故宫博物院。
师范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发至一所位于台北板桥的中学。每天清晨五时半出门,赶搭第一班从新店住家到板桥的公车,一个半小时才抵达校区。早出晚归,开始我的教师生涯,站上讲台,认真肩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
职场新鲜人的我向教务处报到后,才了解排课的不成文规定是:若教国文得担任班级导师,若无教学经验则先教一年级新生。我是国文专业又刚出校门,果然被分发到一年级男生班,因为女生班已被其他老师捷足先登。
初生之犊不畏虎,我没有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班总共五十个、名副其实的「小萝卜头」。第一天走进教室,这班小男生吱吱喳喳、视「我」若无睹;转过身抢书本的、和隔壁同学打闹的、和前后同学大声说话的,此起彼落。我只好放开喉咙、大声说「安静」,他们才拿「正眼」瞧我,各自坐好。我鼓起满腔热忱,先和他们「套交情」,再苦口婆心地解说我的教学计画和目标。看着讲台下一张张童稚无忧的脸庞、一双双黝黑发亮的眼睛,我不禁警惕自己这百年树人的职责,极其任重道远。
身为导师,上课之外,我每天得留守办公桌,全时待命。曾经无比羡慕其他专任或术科老师,通常不会当导师,只要教完课程、改完作业或考卷即可准时回家。我一大清早就得赶去学校,督导学生早自习、排队升旗、中午吃过便当午休、下午打扫教室及校园,直到学生放学后,我才迎着夕阳回家。除了批阅作业和试卷,我还得用毛笔修改作文、书法及周记,写得手酸僵硬。一整天下来,自认为身强体壮,竟也累得精疲力竭,徒叹为师不易。
小男生大多好动好玩,我经常忍不住斥责那些调皮捣蛋的,但一转身,他们又嘻皮笑脸,互相打闹不休。或许看我面和心善好欺负、好说话,他们还给我取了个绰号,背后叫我「阿惠」,我也莫可奈何,苦笑置之。
当时有个学生常缺席,教务处建议应该拜访家庭,我于是登门探问,家中只有一位婆婆。她告诉我,学生父母带着孩子去做生意,明天才能回家。我这才深入了解那学生的难言之隐,幼小年纪已经在承受生活的压力了。
日出日进,我和这班学生和平相处两个学期。每天旁观他们天真无邪的成长,虽然常被气得啼笑皆非,倒是让我这菜鸟老师学习如何指导仍未定型的中学生、聆听他们摸索长大的心声、同时板起面孔应付男孩的淘气胡闹。
放暑假前,我提议带他们去参观故宫,其他老师忍不住问我是否「头壳坏掉」,居然有胆量带小男生欣赏博物馆?但年轻的我满怀热情壮志,冀望拓展他们的艺术眼界。我们搭公车从板桥晃到外双溪,沿路边看风景边聊天,那是唯一一次我在学生面前卸下心防,无拘无束地开怀说笑。
影像已不再清晰的老照片,即使难以辨识,菜鸟老师的印记仍然鲜明刻画在我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