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的文革风云遭遇

 一九六五年工作组进校，按桃园经验把全校教职工分成四类，一类是扎根对象，二类是依靠对象，三类是有严重问题的人，四类是革命斗争对象。

其中一类，全校一百多教工经严格考察只留下二人，其中一人解放前十四岁进资本家工厂当童工，解放后在本校初中毕业，入了党，留校当档案管理员，出身苦大仇深；但是她的丈夫后来提拔成某农村初中书记，文革时当然是走资派，只能排除在外。另外一人家庭是上中农，师大政教系毕业，当时是本校政治教师、党员；虽然不是响当当的贫雇农，也只能矮子里面选将军了。

这位老师平时也很来事，人很活跃，会唱会跳，她的夫君是大学同学，当时在省党校当教师。她和我们老教师关系也不错，是我们党课学习召集人。

文革开始，这名政治教师嗅觉特别灵敏，教师集训会时大家排队打早饭，突然高音喇叭响起，表示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她立即​​跳上旁边的水泥乒乓球台，边歌边舞边用秦腔的调门欢呼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她这一举动突显她是全校最最革命的形象，给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随后一段时间，她支持革命小将，一起去北京串联，成了红卫兵的军师。他们在北京看见红卫兵造反，把胡耀邦当条狗牵进牵出批斗，回到学校依法炮制，公布「点鬼」大字报，把全部四类和部分划成三类的教学骨干全点成鬼，暗示大家去批斗。

这位一类老师也成了造反派筹委会的副主任，正主任是红卫兵小将，大小事由她拿主意，成了事实上的新校长，可谓威风不可一世。

暑假到了，我因为老家的老人患病，要回家探望，就到掌权的筹委会请假，正好看见她就坐在原来校长办公室的圈椅上，翘着二郎腿。那把圈椅原来是一九五八年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时，木工组学生试制的产品，向党支部报喜后，放在仓库里埋没了学生的成绩，于是就留在校长办公室里，老校长就当办公座椅，有客人来顺便介绍一下。文革开始，这张椅子成了老校长贪图享受的罪状一条，想不到革命筹委会的新领导别无二致，照样享受不误。

这名一类教师进一步把反造到市上去，率领红卫兵包围市委，声称市委书记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揪市委书记。那位书记文化水平不高，做报告时提到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外国名字他念起来拗口，说成是「那个麦克啊，诺马拉」，当然辩不过我们的政教系毕业老师。这一新闻很快登上北京的造反小报，她的名声大振。不久后，这名一类教师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听说能够去那里学习，就是进入未来省市领导接班人的梯队。一时这位老师锋头之健，无出其右。

文革风云变幻无常，突然四人帮终结了， 老干部官复原职，原来划定的四类整死几个，但没有一个是真反革命，只是历史问题，而且都是交代清楚的。对文革造反英雄，当时有种普遍看法，凡是造反起家和投靠四人帮的一律不能重用，而且一市之内，每人几斤几两互相都知根知底。

重起的老干部对我们那位锋头很健的一类耿耿于怀，反覆地查来查去，这名教师最后被调到党校和她丈夫一起当个普通教员，前途发展无望。也许是上去容易下来难，由青云跌落尘埃，他们夫妻俩一直郁郁寡欢；不久，男的先离开了世界，我们的一类则慢慢精神失常，不过没有大疯大癫，只是一个人终日闷坐，沉思默想，不言不语。

夫妻俩也没有儿女，收养了一个女儿，这时当了工人，吃饭时，养女给她盛好饭，上面放些菜，她会独自在角落里把饭吃完。大家也把她遗忘了，过了几年，人们听说她也上了天堂，找她丈夫去了。大家对她的一生看法一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昙花一现，一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