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母语写作

 拜读陈九先生十月十六日发表于世界副刊的〈我的华语表达〉一文后，感触颇多。我刚好也正在用外语写一篇文章，有些观点借此文一吐为快。

用非母语写作的文学家不少，且都有辉煌的成绩。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拉迪米．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这两位大师舍弃他们的母语——波兰语及俄语——而改用英语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文学才华；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选择用法语而不是他的祖国语言爱尔兰语来书写诗文；另外，几位在成年之后才开始以外语写作的华人移民作家如李翊云、哈金、颜歌、戴思杰、高行健等，也有值得骄傲的成绩。

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创作者用非母语写作？

客居异乡是主要原因之一。写作者想把自己的所思所念和读者分享；好比说故事的人需要听故事的听众。住在国外，最广大的读者群是当地人，用当地语言创作便理所当然了。居住在巴黎、用法文写作的作家戴思杰，就很诚实地说过自己用法文创作是因为要「找寻读者」。哈金则在《在他乡写作》一书中道出用英语书写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英语界的「存在」（exist），这份存在说的是：「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对一个在异乡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有什么能比用当地语文来书写且被认同更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在异乡给自我身分定位。

另外一个原因是，用外语写作能让作者更加自由，并刺激作者产生新的创意。长年旅居海外的小说家严歌苓曾说过：「在中文写作中，我已人过中年；在英文写作中，我只有十七岁。双语写作让我感到刺激和快乐。」颜歌在中国出版了十二、三本的中文书后移民爱尔兰，开始用英语写作。这一转换让她看到一个崭新的、不同的自己，她看到的是一个作家无止尽的挥发性。李翊云则认为用外语写作对作者来说反而是优势，因为没了那份历史（个人的或党政的）的包袱，更能自由地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再者，长期居住在国外，母语被迫麈封，成了过去式。对写文章的人来说，用一种已经疏远了的语言书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像一块不新鲜的过期面包，僵硬而无味。与其如此，倒不如另辟蹊径，经营一番新天地。

选择用外语来创作算是背叛母语吗？哈金在《在他乡写作》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去讨论这个问题。对哈金来说，艺术家第一要忠于艺术，不管用哪一种语言来书写，作者的最终目的是写出好的作品。以康拉德为例，他在世时被他的祖国波兰讥嘲讽刺，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主题是无疆界地阐释人性的杰作，使他成了文学瑰宝。他死后才在波兰备受推崇。当作品的艺术是全球性时，何来所谓背叛？

我亲身经历过用外语写作的艰难。十几年前重回学校研读创作时，修读的是用英文写作，光文法就搞得我焦头烂额。每次完稿之后，还得求人校正。又因为是用外语写作，我格外小心翼翼。很多时候，我反反覆覆地念着一行行刚出炉的句子，就怕自己用的词、造的句，和脑中所想说的对不上号，甚或表错情。可爬蟹文稿的乐趣是那么令人兴奋，印证了颜歌说的「如一个新的写作者无止尽地挥发」之感。我颇惊讶地发现了自己可以用非母语海濶天空地书写。我可以以英文发音及误解俚语闹笑话为文，也可以书写一个移民者如何因种番茄而体会到美国独立宣言中pursuit of happiness的真义。就像是一个小孩无意间闯入了藏满了玩具的宫殿，兴高采烈地去开启一扇扇寻宝之门。

用非母语写作十分艰难，也正因如此，完稿时卸下的那份压力，如同马拉松参赛者到达终点的那一刻。我不停地跑啊跑，很累，但不放弃，直至最后，虽然拿不到第一，但得到的成就感和自信，令我快乐。

即然用外语创作能带来如此乐趣，为什么又改换成母语书写呢？

不可否认的，用非母语写作总觉得遗失了些什么。好像外套最下摆的一颗钮扣掉了，仍然可穿，但抿不紧了。纳博科夫就承认他的英文僵硬、不自然、做作；用词、语法、句子结构等，他都觉得很贫乏。李翊云也表示，虽然她用英语思考，用英语写作，甚至用英语做梦，但她和这个第二语言还是没有一种如母语的亲密感——里头的某些东西就是缺失了。

也就是因为这种遗失，我重新进入了用中文写作的领域。母语是那么温柔动人、熟悉可亲，我可以用较快的速度和准确的词汇写出我要表达的想法。当别人问我，用英文和中文书写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我答，用中文写作感觉是游子返乡，用英文写作则好比壮士远行。

我是幸运的，移民美国四十年间，能自由惬意地游走于母语与非母语之间。双语能力丰富了我的生活及人生观。不同文化背景成了我写作时的百宝箱。但是不管我选用哪种语言，我诚挚地相信哈金阐述的一个理念：作家的最终目的是写出好的作品。语言是工具，但看写作之人如何使用。